著名經濟學家、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

新浪財經訊 由新浪財經主辦的“2017新浪金麒麟論壇”于11月22日在北京舉辦，主題為“思想改變中國”，著名經濟學家、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以“如何消除結構性失衡”為題發表了演講。

在厲以寧看來，消除結構性失衡說了很久，但一直難以實現主要是有四大原因，第一，很長一段時間，中國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運行的，這樣就形成了行政主導下的結構性失衡。第二，長期以來政府的干預跟宏觀調控是結合在一起的。第三，各部門、各地區甚至是各個企業都有攀比的現象，很難做到在市場經濟道路上發展。第四，“發現錯誤”是很難的。

厲以寧認為，調整經濟結構就必須轉變發展方式，而轉變發展方式有兩大阻礙，第一是利益集團的阻撓，第二是轉變發展方式可能會造成失業，影響社會穩定。

其認為，必須要靠提高效率加以應對，分別是提高生產效率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提高“X效率”。厲以寧特別分析了“X效率”——靠“打造企業與職工的共同目標，加大職工之間的融合度，樹立紀律以及通過工匠精神、勞模等表彰使得職工認同企業”等來提高效率。

厲以寧手稿

以下為演講實錄：

厲以寧：我要講的題目是“如何消除結構性失衡”。

四大原因造成結構性失衡 很難改變

這個問題由來已久，因為在很長的時間內，我們都說產業結構不適應環境、失衡等等。問題是為什么不改呢?改有多大的難度呢?經過最近一段時間的考察，我發現改革結構性失衡是很困難的，因為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。所以，要想把結構性失衡在很短的時間內消除是不容易的。

我們可以這么講，結構性失衡之所以在這么多年都沒有大的本質性的改革，是由四個原因造成的：

第一，很長一段時間，中國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運行的，而且按照計劃經濟的原則——政府決定一切，這在很長時間內是存在的，即使是在80年代初，開始改革開放時，行政在經濟中的作用是始終存在的。有的時候改得大一點，有的時候不動，這就形成了行政主導下的結構性失衡。

第二，長期以來，政府的干預跟宏觀調控是結合在一起的，并不是簡單的“說行政命令就是行政命令，說宏觀調控就是宏觀調控”，兩者不是分開而是混在一起的。這就造成了行政手段的力量更大，你要想違背這個是不可能的，特別是在國有企業改革速度還比較慢的時候。

第三，各部門、各地區甚至是各個企業都有攀比的現象。一旦指標下來了，假定是增長8%，那么我就一定要想辦法超過8%。如果目標是8.5%，我就一定要達到9%，所以“大干快上”是有背景原因的，是跟攀比結合在一起的，這是一個老習慣了，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做到在市場經濟道路上發展。

第四，“發現錯誤”是很難的，因為都計劃安排好了，使用了宏觀調控的手段，所以要真正發現錯誤，讓中央感覺到了，時間就很晚了，也就錯過了改革的最佳時機。我們可以想象，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、宏觀經濟調控，兩個結合在一起，再加上攀比，“大干快上”這些計劃經濟下的產物，好多東西都沒有改，這樣的一些觀點都要分析，結構性失衡的原因不是很簡單的。

厲以寧手稿

轉變發展方式難在兩點：利益集團及失業率

在中國進行結構性改革，關鍵在哪里?

改革跟發展方式有關，如果堅持過去的發展方式，重數量、重速度，那不容易改，因為那種發展方式鼓勵了人們大搞重復建設、消耗資源，盡管產品賣不掉，積壓在倉庫里，可是他們完成了任務。這么看，問題就很明確了，對我們來說，當前最要緊的問題是真正做到消除結構性失衡，一定要改革發展方式，要從數量型的、速度型的改為質量型的和在質量型的前提下講效益的發展方式，這個改革就是今天我們要重視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主要的部分。

但是改革會遇到一些困難，如果是為了結構性調整得更好，去除結構性失衡，就一定要在工作中注重產品質量，擴大市場。但又做不到，為什么做不到呢?因為生產方式的改變就會“動了”原來的兩大勢力，一個勢力是已經形成的利益集團，他們不愿意全部改，如果全部改的話，利益集團承擔的問題很大，所以他們對改革是持觀望的態度的。

還有一種情況是怕引起經濟中的副作用，其中一個最明顯的副作用就是改革會使失業增加，但誰都不愿承擔增加失業這個責任，都說我可以養起來，可是錢從哪兒來?產品又賣不掉，會遇到很多具體但又沒辦法解決的困難。今天的改革之所以要“碰硬的”，就是要消除利益集團在形成結構性失衡方面的作用，要真正通過改革、通過發展來增加就業人口。問題的關鍵還是在發展方式的轉變上。

重視“X效率”的發揮，提高企業效率

第三個問題，這里要談的主要是改變效率的觀念，剛才我們講效益型、效率型，這是需要做的，但有三種效率：

第一種效率就是生產效率，生產效率是從經濟學中來的，主要是投入和產出之間的關系，較小的投入，產出不變，也表明了效率的提高。如果以原來的原材料能產生更多的產值，那也是效率提高了。但效率分三種，生產效率是重要的，但它是微觀意義上的。20世紀30年代以后，經濟學界著重在講，除了微觀的生產效率以外，宏觀效率在哪里?那么宏觀效率是一個新問題，宏觀效率就在資源配置效率。比如說，有這么多的投入，應該有那么多的產出，這是生產效率。

第二，資源配置效率，用某種方式配置資源可能產生A效率，如果換一種方式配置資源，可能就產生A+1的效率，再換一種方式可能產生A+2的效率，這種效率，投入產出都沒有變，但配置的方式變了，就產生了新的效率，這是宏觀的經濟效率。我們過去只注重微觀效率，因為微觀效率是以生產單位為準，宏觀效率是管資本的、資源的重新配置。國企改革是為了增加國有資本的增量，增量從哪里來?是重新調整了配置而來的。

第三種效率，在西方經濟學中出現的比較晚，一般認為是在20世紀60到70年代以后開始出現的，叫做X效率。X效率是指按照投入產出的比例來看，這么多的投入，這么多的產出，他們是相應的，但為什么有的時候效率遠遠不足呢?產出應該有這么多可是沒有達到，這就叫X負效率。

這就能發現一個問題，沒有那么多的投入為什么來了這么多的效率呢?這也叫“X效率”。我們在經濟學中一般只注意到生產效率，但不一定能消除結構性的失衡。資源配置效率重新組合，可能有效，可能帶來增加的效率，這叫“X正效率”。但是，這些我們都不談，就談為什么會產生X負效率?因為X效率中最多的是X負效率。

有分析認為X負效率是由三個原因造成的：

第一，集體目標和個人目標不一致，比如說企業有企業的目標，個人有個人的目標，不一致集體目標就被架空了，這就產生了X負效率。

第二，微觀單位中意見不統一，或者有地方觀念，四川來的工人是一幫，河北來的工人又是一幫，不能融洽，這就產生了X負效率。

第三，發現在有些地方，個人不一定能擺脫惰性區。什么叫“惰性區”呢?比如說冬天冷，早上戀被窩，不愿意起床，這就是“惰性”。這就形成了經濟學中以前解決不了的問題，甚至不知道的問題——克服X負效率。怎么解決?這就不是一般的辦法能解決的，要增加X負效率就必須要做到幾點：

第一條，集體目標和工人的個體目標不一致怎么辦?目標分解、求同存異。譬如說，把目標一分解，集體目標是大寫的ABCD，個人的目標是小寫的abcd，這其中一定有很多是一致的。比如說工廠希望能夠平平安安生產，安全生產;職工希望平平安安回家，這個安全的目標是一致的，大家都承認吧?還有工廠希望能夠增加盈利，職工希望分配紅利能夠增加，發的紅包多一點，這個是一致的，也可以把它單獨列一下。再有一條，工廠期望自己的聲譽高，工人認為在這樣的企業中工作我感到很光榮，因為企業有名，這也是一種榮譽感，求同存異以后就這樣來解決。

一致的話我們一起做，不一致的話，先服從企業的利益，然后再幫你解決。譬如說新分配技工學校的學生來了，這個學生說，我喜歡畫畫，我喜歡唱歌，我喜歡舞蹈，工廠說，我們這個工廠不需要這些人，你們要留下就從木工、鉗工或者是其他的工種做起，那么就有矛盾了，你先服從企業的目標，然后企業來幫助你實現你的個人目標。比如說你喜歡唱歌，可以組織樂隊，你喜歡畫畫可以舉辦畫展，你喜歡跳舞有文藝隊，這樣一來問題就解決了。這是第一個，目標分解、求同存異。

第二條，工人與工人之間不合怎么辦?各自后退一步開闊天空，小事情不要計較。

第三條，個人有惰性早上起不來，那么就要有紀律，有紀律才行，光有紀律還不夠，還要有激勵，給他們好的獎勵。

第四條，達到認同，我對企業已經認同了，我愿意為企業做了，這樣效率就提高了。在中國沒有研究“X效率”的，如何去掉X負效率，怎么讓X正效率不斷地增長。我們這些都沒有做到，因此我們可以說，超常規效率從哪里來的?西方經濟學一直也在討論超常規效率，也就是X效率超常規了，我們可以這么說，如果沒有職工的積極性、認同感，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效率。因為你的效率都在前面的項目中表現出來了，現在要調動積極性就應該從X負效率這方面去入手，通過認同感提高效率，這是我們在解決結構性調整的過程中，失衡調整的過程中要注意到的。光提高生產效率不夠，還要靠資源配置效率，同樣不夠，就要靠X正效率。“大國工匠精神”“勞模精神”這些都是出于使X負效率轉為X正效率的目的。

第四個問題，十九大已經把發展的目標解決了，現在要調動人的積極性。要人們參加工作，獻出自己的精力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要著重地培養四種人：

第一種人，新型農民。現在的農民跟過去的農民可不一樣了，我最近在南方一些農村考察，現在的農民自己進學習班，參加各種知識培訓、技術培訓。因為土地確權以后，土地可以租給別人，也可以自己經營，無論是租給別人做還是自己經營做，效率是很高的。現在的農村跟過去是不同的，農民成了集體公司的主人。農民在做很多服務業方面的事，現在農民在做什么?第一產業+第二產業+第三產業，提供各種服務，1+2+3等于6，所以現在的新農資就叫做“第六產業”。

第二種人，新型的企業家，企業家需要政府講信用，政府要一視同仁，這樣的話大家才有積極性。產權保護是最要緊的，知識產權保護同樣重要。現在在企業家中間傳開了一句話叫“二次創業”，過去的創業已經過去了，現在是二次創業，二次創業就要走創新驅動的路，這是新情況。

第三種人，新型管理者，這可能是未來的方向，南方的很多新型管理者是要參加分紅的，他們是職業經理人，能把效率搞得更高，能在企業中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
第四種人，新型的營銷者，光產品有銷路是不夠的，應該在什么地方體現出來?不但有銷路而且有持久的競爭力，有自己獨特的創造。

所有的企業都要走這條路，農村、農民正在變，企業家有新的要求、新的希望，新的管理者可能是各種經理人，新的營銷者懂得市場的走向，市場究竟往哪個方向走，他們可能更有經驗。這樣的話，我們消除結構性的失衡，也就是我們完成在供給側結構方面的改革是有重要意義的。

　　 原標題：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發表題為“如何消除結構性失衡”的演講